住在富裕的城市里,很容易就会觉得生活被有钱人主宰

2020-06-17 264浏览 76评论 76赞

住在富裕的城市里,很容易就会觉得生活被有钱人主宰

如今的上层中产阶级生活,建构在薄弱的基础上。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指出,对一个薪水合理的中产阶级者而言,生活在富人之中确实会损害心理健康。二○一○年,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和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研究发现,只有当金钱能提升一个人的社会阶级时,金钱才能带来快乐。[1]换句话说,获得高薪是不够的:人们希望感受到生活的提升,知道自己确实在进步,并能够向周遭的人与自己展现出此种进步。社会学家格伦.费尔布(Glenn Firebaugh)和马修.施罗德(Matthew Schroeder)在名为〈邻居收入是否影响你的快乐?〉(Does Your Neighbor’s Income Affect Your Happiness?)的研究中,谈到此点。「在收入与幸福方面,」他们写道,「最重要的在于此人和所属团体其他人收入的比较。」[2]个人满足是相对的,视你和你的「真实」同侪比较结果而定。

如同坦诺,过去十八年来在不同科技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任职的艾米(Amy),也曾和「任何在硅谷或硅谷附近工作的人都应有六位数年薪收入」此一假定,周旋许久。偏偏她的职业并非如此。艾米和丈夫的收入相加后为年薪十五万美元,儘管她知道这听上去相当不错,并承认「与美国许多地方相比,这是一笔很优渥的收入。」但他们超过一半的月收入,都用于贷款上;育儿费用又吃掉了额外的三○%。此外,艾米负担不了离公司更近的房子,因此她必须花大量的通勤时间。每一天,「我必须準时在六点的时候,带着孩子出门,好在七点的时候抵达托儿所,并赶在八点半进办公室。接着再于五点、六点的时候去接孩子,然后开车回家、洗澡、吃饭、上床睡觉。每天,我能和他们悠闲相处的时光仅有十五分钟。」如同她所说的:「我赚的钱不够,没办法像同事那样请打扫或煮饭的人─儘管我的同事们没有时间自己打扫煮饭,但至少他们有钱。」

现在,学者们开始研究理解一个地区对财富、贫穷与社经地的需求,以及这些又是如何影响如艾米这样的族群。举例来说,智库「资料与社会」(Data & Society)的创办人达娜.博伊德(danah boyd,她希望自己的名字用小写来呈现)争论道,社会地位或许是地域性的。如同博伊德所指出的:「周围环境塑造了人们对于成功此一概念的理解。」[3]

儘管平均而言,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品质比中世纪贵族所能梦想得还棒,但当隔壁就住着富豪和他们奢华显贵的豪宅时,这件事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假使你是一个据全美平均而言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却住在美国境内超富裕地区(有钱人都很感激不均这个现象)的人,你或许体会不到自己所拥有的优越。在我访谈时,我听到这些父母所感受到的疏离。这让我忍不住推测他们之所以感受到迷乱(anomie,社会学用语,指人的社会行为规範由于社会快速且剧烈的变迁,不再具有规範效力。),或许是出于与其他父母间的竞争,而此种孤立感也因社群媒体的使用(如脸书此类具具吹嘘本质且能窥探他人生活的平台)而加深。

我个人也经历过此一构筑在阶级上的家长间疏离感。住在一个富裕的城市里,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有钱人主宰。我使用「主宰」这个残酷的词彙,并不是因为我过于情绪化或失礼。这就是当我们身处在那些金钱资本高于自己的人的身旁时,所感受到的情绪。这个词彙具体表达出身处在家乡这座城市里的我,在经过某些区域时,会因为自身有限的收入与财产而萌发的情绪。每当我出门买杯咖啡或散步,却发现根本没有公共空间可供我休憩、或所谓的「聚会」总是伴随着高昂的开销时,我总忍不住怀疑自己实际上是在支付「租金」,又一次,我掏钱买了第二杯标价过高、而我根本不想喝的香料茶,或为了让女儿在室内游乐场再玩一小时而掏出另一大把零钱。 

这就是身为中产阶级的我在物价高昂的大城市中,所经历的日常剥削。个别来看,这些烦恼都可以忍受。但一旦加总后,就会让人觉得这座城市似乎在对我们说:你们这种人已经不属于这里了。(我和先生曾经讨论搬去其他更便宜的城市,如德州的奥斯汀或奥勒岗的波特兰,希望自己能轻鬆地在这些地方重新开始,买到那些以孔雀羽毛装饰的复古衣服,并保有至少能负担得起一杯氮气冰咖啡的生活品质。但我们最后还是打退堂鼓,留在纽约,因为在这代价高昂的城市里才有新闻相关工作。)与此同时,我开始发现家里附近的商店往往开业没多久就倒闭,因为这些小商店的老闆付不出店租。他们因为自己的店铺而被挤出市场,而不是竞争者。我居住区域的附近,很快地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鬼镇─在这如今就像是帝国的美国城市里。

事实上,如同旧金山的坦诺,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和我上过的学校,如今都被超级富豪入侵,而这也是为什幺租金如此高昂的原因。如果中产阶级者拒绝接受高层中产阶级也在受苦的事实,就像是在否定另一个因不平等而感受到孤立的族群,无论这种程度对其他中产阶级者而言,是多幺地轻微。

根据二○一四年的研究,收入带给你的生理与心理满足,会视你的收入与周围社群收入的比较结果而定。来自斯特灵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的行为科学副教授麦克.戴利(Michael Daly)和其同事,指出他们的发现「解释了社会地位─而不是物质状态,或许才能阐述金钱对人类健康的影响。」[4]根据他们的研究,一个人的整体健康(包括肥胖或慢性疾病等)受收入与财富名次的影响,远高于收入与财富的绝对价值。此外,较高的地位,能带来实质的健康益处。转换成社会阶级来看,就是在经济方面做到「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看起来,处在上流社会的底层,会损害一个人的生理健康。

表面上来看,那些位在上流社会底层的人们就经济方面而言,没有什幺困扰。但他们却仍旧烦恼着。甚至连拥有稳定职业且经济方面无虞的人,也无法放宽心。

此处,我必须再次重申─确实,与我们先前所认识的那些较不宽裕家庭相比,上层中产阶级所感受到的心理负担,远不能和这些家庭面临的危机或甚至是焦虑相提并论。然而,对于坦诺或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艾米而言,生活在被一%的人所主宰的美国城市里,其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切的。我也感受到了。我还记得尚未被金钱宰制的纽约,一个处在一九七○与一九八○年代零碎片段的城市,一个可以容纳非雄心抱负者的地方。

回想着纽约还未经历房地产热潮的时期,我心底充满被我自己视为不道德的怀旧情结。那时候,我所认识且热爱的大人们,住在一大片邋遢而凌乱的小房子里,如同隐藏在串珠项鍊珠子间的汙垢。现在,住在我家附近的邻居们都是真正的有钱人,他们用上百万美元的代价,买下曾被小说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轻蔑地称为「覆盖着冷掉的巧克力酱」[5]、外墙为褐色砂石的房屋。我看着这些房子的主人(更常是他们的保姆)到托儿所或学校,接送他们那穿着白色牛仔裤与洁白无瑕运动鞋的孩子们(就算是玩游乐设施,他们也经常穿着这样不合宜的打扮),手上拎着要价四位数、挂饰还会发出各种叮噹声响的名牌包。他们所表现出的洁净与对高价消耗品的兴趣,往往让我相当紧张,那纯洁无瑕的白,就像是超乎寻常赚钱能力的象徵(且经常与加剧不平等现象的金融活动相关)。在他们那大理石豪宅中所举办的奢华儿童庆生会(有时候还会有数名活动策划在场,外加数间托儿服务),就像是超现实主义者的活动。

过去,那些位于中产阶级上层的人们,并不是人人都想仿效社会顶层一%有钱人或名流的生活。此外,他们也更倾向去找一份能让他们与其他人不同、且具有确定性与稳定性的工作。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无论是读者或媒体网站下方留言的网民们,大肆挞伐那些抱怨着自己处境的上层中产阶级,为他们所拥有的相对舒适与特权责备他们。我也看到了知名记者尼尔.盖布勒(Neal Gabler)因为二○一六年一篇刊登在《大西洋》(Atlantic)上的文章,而招惹众怒。在这篇文章里,盖布勒分享了自己的财务危机,包括住在纽约度假胜地汉普顿(Hamptons)与一大群富人为邻的悲惨故事,以及必须将退休金拿出来以支付女儿婚礼费用的事情。[6]作为回应,作家海莲娜.欧伦(Helaine Olen)如此描述此一「悲伤、心碎而又文邹邹男子」的文章:「一名成功、受人敬重的白人男性站出来,将自己的财务困窘摊在大众眼前,一个试图维持表象、暗地里却已千疮百孔的故事。他暗示或坦白地说自己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化身……然而更多时候,这不过是个加以粉饰的特权故事。」[7]

当然,这些评论者(和我)或许会被视为爱抱怨的小小中产阶级分子。在城市内众所週知的「贫穷门户」进进出出(有收入限制的住宅区和混合收入的住宅区),必须付出一定的心理代价。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些代价往往是隐性的,因为这些住在旧金山(两房公寓的平均月租为四千四百三十美元)等高物价城市中、且在财务上高人一等的族群们,对于他人与自己的状况,可是再清楚不过。

我从那些住在扭曲且富裕地区旁的上层中产阶级者口中所听到的故事,包括下面这个:在马里兰的郊区,一支来自中产阶级学校的棒球校队正在和另一个来自更有钱郊区的校队比赛。其中一名来自没那幺有钱校队球员的母亲,正兴高采烈地为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小孩加油时,却听到来自另一队的家长与年轻孩子们的口号:「低平均收入!低平均收入!」,接着是「你的爸妈餵不饱你吗?要不要叫儿童保护局的人来?」这就是来自顶层一%族群的笑话─而且是出自非常年轻孩子的口中。

我也和佛罗里达州一个为着学生贷款而苦恼的中年职业父母谈过话。当初,罗伯特.马拉(Robert Mara)认为攻读法律能确保自己取得一个可以站稳上层中产阶级的职业。在他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佛罗里达海岸法学院(Florida Coastal School of Law)毕业十年后,他和太太(念法学院时认识的)共有两个孩子、一幢需清偿房贷的房子。他们两人共有五个学位,而其中三个为高等学位。在罗伯特进入法学院之前,他曾加入军队,退伍后负责管理一间超市。而他现在已经迈入五字头的妻子,正经营一间位于戴通纳海滩(Daytona Beach)的法律事务所。罗伯特曾和妻子一起工作一阵子,但后来开始受不了法律这门行业。他不喜欢匆促的节奏,而且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也不如他想像得充裕。因此,他转而投入经济领域,并将经营法律事务所的烂摊子,留给妻子温蒂.马拉(Wendy Mara)去处理。然而当时已经四十多岁的他,却领着新人等级的年薪三万六千美元。而夫妇两人的学贷,使他们必须承担四十万美元的债务。温蒂说,一想到他们这辈子根本还不清这笔债,就让她很想哭。

这些律师所感受到的经济压力本该属于例外,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这门过去相当稳固的行业正在向下流动。二○○八年经济衰退后,法律事务所和企业纷纷减少聘雇律师的人数,而学贷也是一个问题。法学院的学费从二○一○年平均九万五千美元,一路上涨到二○一四年的十一万两千美元。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律师兼作家麦特.莱特(Matt Leichter)也指出,在美国某些州内,法律界的失业情况尤其严重:在阿拉斯加,有五六.七%拥有法律学位者,并不是担任律师。[14]与经常以法律为书写背景的小说家约翰.葛里逊(John Grisham)笔下、南方律师勤勤恳恳工作的神话截然相反,在田纳西拥有法律学位的人口之中,仅有五三.六%的人担任律师;密苏里为五○.八%,马里兰则为五○.三%。此外,莱特也计算了在这三州内,都有律师「过剩」的情况(每万名居民的比例)。莱特经营了一个名字充满希望的「美国最后的X世代」(The Last Gen X American)网站,他认为该网站能让自己更好地运用时间,而不是是整天玩俄罗斯方块或听车库摇滚乐。
这并不符合我或其他人对法律从业者的期待。

超过一世纪以来,「律师」这个词彙一直是「统治阶级」的代名词,更意味着安稳。以畅销的《超完美娇妻》(The Stepford Wives)为例,家庭主妇琼安嫁给了「穷极无聊的律师」华特,并着在美国郊区。这就是当时对律师的想像─一个踏上沉闷但安定、可预期且收入可靠道路者,一个《超完美娇妻》作者艾拉.雷文(Ira Levin)或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会竭力避免的人生。然而现在,沉闷与可靠的「律师」,似乎是一个旧时代的珍品。

根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报导,在二○一四年,仅有六○%的法律系学生在毕业十个月后,找到全职且具有前途的工作。[15]数据显示,法律事务所以及政府雇用的人数正在下滑。成千上万名法律系应届毕业生受这波不景气所苦,而此景与我们在本书中所读到的许多中产阶级职业困境非常相似。而光是去念法律,就能让律师们债务缠身,受压迫的美国人往往也是负债者。在过去十年中,学杂费普遍成长了四倍。自一九七八年以来,美国大学学费已经上涨了十倍,全美国的学生与毕业生所欠下的债务总额高达一.三兆美元。[16]除此之外,负债的不仅仅是学生们,还有他们的家长。

乍看之下,债务成长与机会流失的情况,和就读大学与研究所(较低程度上)的比例更为普及的两件事,不太可能同时发生。但对我而言,此种悖论并不是意外。
事实上,这些以营利为取向的「文凭工厂」学店,也让我想起了社会学家狄迪耶.艾西邦(Didier Eribon)于二○○九年发表的回忆录《重回汉斯》(Returning to Reims),描述身为法国某个省份穷孩子的自己,是如何成长。艾西邦原本不该上大学的,更遑论成为知名学者。作为一名充满雄心壮志且聪明的青少年,他就跟所有「较不富裕阶级」(借用他自己的形容)的年轻人一样,不明白教育体制内的「阶级本质」[17]。艾西邦写道,对于这些有志者来说,上大学或研究所很可能是徒劳无功的。他们注册了学校,确信「自己获得了过去一直以来,被摒拒于门外的机会,然而事实上,当他们获得这个机会后,却没能为人生带来多大意义,因为整个体制已经演化了,重要且宝贵的位置也已经移转到他处。」换句话说,美国国内这些空有学历却无用武之地的研究所或法律学校毕业生,就跟法国那些必须工作且出身于低层中产阶级的学生们一样,当他们的学历效益降低、富有的同学们却能进入那些可以带来真正差异的学校,绝非一种巧合。

1. Christopher J. Boyce, Gordon D. A. Brown, and Simon C. Moore, “Money and Happiness: Rank of Income, Not Income, Affects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no. 4 (2010): 471.
2. GlennFirebaughand Matthew B. Schroeder, “Does Your Neighbor’s Income Affect Your Happi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5, no. 3 (2009): 805.
3. danah boyd, “Failing to See, Fueling Hatred,” Wired, March 3, 2017 , https://www.wired .com/2017/03/dont-hate-silicon-valley-techies-who-complain-about-money/.
4. Michael Daly, Christopher Boyce, and Alex Wood, “A Social Rank Explanation of How Money Influences Health,” HealthPsychology 34, no. 3 (2015): 222.
5. Edith Wharton, The Age of Innocence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920; reprint, CreateSpace, 2015), 32.
6. Neal Gabler, “The Secret Shame of Middle-Class Americans,” The Atlantic, May 2016, https://www .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5/my-secret-shame/476415/.
7. Helaine Olen, “All the Sad, Broke, Literary Men,” Slate, April 21, 2016, http://www.slate.com /articles/business/the_bills/2016/04/neal_gabler_s_atlantic_essay _is_part_of_an_old_aggravating_genre_the_sad.html.
14. Debra Cassens Weiss, “At Least Half of the Lawyers in These Nine States and Jurisdictions Aren’t Working as Lawyers,” ABA Journal, June 1, 2017, http://www .abajournal.com/news/article/at_least_half_of_the_lawyers_in_these_nine_states_and_jurisdictions_arent_w.
15. Steven J. Harper, “Too Many Law Students, Too Few Legal Job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8/25/opinion/too-many-law-students-too-few-legal-jobs.html?mcubz=1.
16. Zack Friedman, “Student Loan Debt in 2017: A $1.3 Trillion Crisis,” Forbes, February 21, 2017, https:// www.forbes.com/sites/zackfriedman/2017/02/21/student-loan-debt-statistics-2017/#3e097bfc5dab.
17. Didier Eribon, Returning to Reims, trans. Michael Luce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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